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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與魏征:揭歷史上君臣“和睦”的謊言

所謂明君與賢臣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因素。歷史的真相是,初唐時期的政治、民族、經濟關系,特別是山東問題,決定了兩人的微妙關系。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,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,后又誅殺其子侄十余人,奪得皇位繼承權。同年八月,李淵被迫...

所謂明君與賢臣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因素。歷史的真相是,初唐時期的政治、民族、經濟關系,特別是山東問題,決定了兩人的微妙關系。

李世民與魏征:揭歷史上君臣“和睦”的謊言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,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,后又誅殺其子侄十余人,奪得皇位繼承權。同年八月,李淵被迫讓位于李世民。

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國史,讓國人認識自己繼承大統的合法性;另一方面,為減輕自己殺兄逼父的心理壓力,并迅速緩和他即位之初的復雜形勢,對原太子東宮集團中的人物,大多予以起用。

特別是魏征,比其在原東宮府更受重用。那么,李世民對魏征及原東宮附屬為什么不像對其兄弟子侄那樣趕盡殺絕,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、重用人才?事實上情況并非如此簡單,而是與貞觀初期的政治矛盾、經濟形勢、民族關系密切相關。

唐初政局的動蕩,也使得南北朝以 來本就尖銳的民族矛盾更為突出。東北地區,高麗虎視遼東。西北地區,突厥、吐谷渾不斷寇邊,內犯勢頭尤以突厥為烈。但李世民深知,之所以暫時不能與突厥發 生正面沖突,就是因他“即位日淺,國家未安,百姓未富”,不具備和突厥大規模作戰的條件。

在此情況下,李世民要想解決這些問題,一定要先穩定山東,因為山 東不僅是解決西北問題的關鍵而且對關中也有影響。要想穩定山東,就一定要控制山東的士族勢力。而最能牽制山東士族勢力的就是山東豪杰了。山東豪杰就是隋末 山東農民起義軍的大小領袖,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轉化為庶族地主,他們和山東士族在政治、經濟利益上有根本沖突。

如果充分利用他們,使之和山東士族互為牽 制,就能取得山東的暫時穩定。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東庶族集團即所謂山東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。魏征不僅參加了瓦崗起義,而且又是原東宮集團的主要謀臣之 一,這種特殊的經歷不僅使其成為山東豪杰的聯絡人,而且也成為東宮集團的代言人。

如果李世民殺掉魏征,就會導致這兩大勢力的不安和反對,從而失去山東豪杰 的支持而無法處理好山東問題。所以唐太宗認為他們是“各為其主,是可以原諒的,赦免了他們的死罪,并可使他們感恩”。如此才可能重新認識李世民、魏征二人之間的關系。

魏征隨李密降唐后,“久不見知”,于是“自請安輯山東”,擔負起收編各地義軍的重任。發一書而降李世責力,并先后使李世責力、竇建德部下曹旦及齊善行等歸降李唐。魏征在山東豪杰中的影響就充分顯示出來。故而玄武門之變后不久,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“安輯河北,許以便宜從事”之重任。

魏征在安撫河北時,亦極力保護山東集團中的精英。如何使目的實現,魏征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。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,看到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。利用自己為諫議大夫之機,積極進諫,以“居安思 危”之語打動李世民。魏征深知:“自古上書,不急切,不能動人主之心,所謂狂夫之語,圣人擇焉”。

這也正是時人認為他“精通群書,頗明王霸之 術”、“素有膽氣,善得人主意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魏征多次進諫于李世民,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“甲兵屢動,徭役不息”,要求李世民以亡隋為鑒。楊隋之 亡,與重役山東,攻伐高麗密切相關。

而李世民經略關中,安撫山東,亦無不是為與高麗作戰做準備。一旦重與高麗開戰,山東所受賦役又必然加重。這是山東集團 所反對的,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。為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,取得部分關隴集團成員的支持,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薦侯君集、 杜正倫、褚遂良,并特別指出侯君集、杜正倫有宰相才,使他們受到李世民的重用。

魏征與王珪的關系也非同一般,這從每當王珪進諫李世民之時魏征必然附和,魏 征進諫時王珪也同樣附和就可清楚看出。特別是杜、褚二人,對李世民的言行是“必書”、“必記”,達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“不為非法”的目的。

李世民對魏征的心理活動也極為清楚,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龐大的山東集團做后盾,而自己又“即位日淺,國家未安”,必須協調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,使 自己時時處于“居安思危”的狀態,保持清醒的頭腦,因而接受魏征的“犯顏”進諫亦就不足為奇了。

為取得山東集團的支持,維護統治,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斷遭到臣下的“犯顏”,而且要把不滿深深地隱藏在心中!敦懹^政要》全書記載的李世民與魏征等臣子所論之事,大抵為居安思危、如何守成之說。這恰恰是李世民穩定局面,由亂入治所需要的。

李世民深知,隋煬帝處處專斷的一言堂,雖“勞神苦行,未能盡于合理”,結果葬送了隋王朝。前車之鑒也使得李世民必須聽到不同的意見。更何況魏征的多數諫辭,除有居安思危成分 外,還可起到抬高李世民聲威的作用。

如每當李世民責怪魏征進諫的直言時,魏征就云:“愿陛下使臣為良臣,勿使臣為忠臣”,“良臣使身獲美名,君受顯號,子 孫傳世,福祿無疆。忠臣身受誅夷,君陷大惡,家國并喪,空有其名”。如此之語,亦就引出了李世民“征蹈履仁義,以弼朕躬,欲致之堯舜,雖亮無以抗”。

然而在重大實質性問題上,李世民就獨斷專行,不會接受魏征的諫言,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。魏征的聰明,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、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隱藏著本身固有的疑懼、殘忍及獨斷,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眾人面前刻意修飾自己,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之非。這些從貞觀時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。

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圓滿和對山東集團的成功打壓,所以殺掉侯君集、逐杜正倫。對魏征, 也在他死后“罷叔玉尚主,而足陪所撰碑”。此時二人的關系才從“求諫”、“直諫”的重重迷霧之中露出了原本互為所用的實質關系。

《舊唐書·魏征傳》載侯君集被誅,杜正倫遭逐后,“上始疑征阿黨”,但實際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懷疑魏征“阿黨”,而是一直就有所覺察,只因種種因素的制約,始終隱忍罷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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